丁巳百年祭(上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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张勋
1917年为中国纪年“丁巳年”。是年7月1日，在北京突然发生了一场政变，颠覆共和，请回清废帝溥仪。
共和肯定不是人类社会最好的制度，民国初年的政治实践也确实出现了许多问题。但是人类历史经验，共和是到那时为止最不坏的制度，因而不论“丁巳复辟”的主导者张勋、康有为有多少理由，这样的政变终归违背了多数民意，逆历史潮流，是“反现代化”，因而注定失败。对溥仪、张勋、康有为而言，这是一个深刻且无法重来的教训;对于中国，也是一次历史性大转变。这场复辟运动，犹如一年前的“洪宪王朝”一样，从反面夯实了民主共和的基础，让中国人意识中残存的帝王思想越来越少。
一百年过去了，今天应该如何评价这场复辟运动？人们从这场复辟运动中可以汲取什么样的经验？
剧烈的变革
丁巳复辟，距袁世凯“帝制自为”、羞愧而逝仅仅一年多。袁世凯的失败没有成为张勋等人的教训，反而激励了张勋、康有为搞一场真正意义上的帝制复辟——是“帝制他为”，而不是袁世凯那样的“帝制自为”。
张勋主导的丁巳复辟是近代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。假如说清帝退位，民国建立为第一共和的话，那么袁世凯“帝制自为”，“洪宪王朝”就是清帝国之后的第一帝国;“洪宪王朝”夭折，共和重建，为第二共和;那么张勋主导的丁巳复辟就是清帝国之后的第二帝国。事不过三。这是两千年帝制被颠覆后第二次复辟，也是最后一次帝制复辟。此后虽然还出现过各种各样的专制体制，但敢于实行帝制体制的再也没有出现。丁巳复辟让中国人与帝制挥别，是帝制的真正终结。
平息丁巳复辟的为北洋系段祺瑞，参与、支持或认同平息的有冯国璋、梁启超，精神赞助或默许的有革命党人，还有章太炎这些民国元老。因而张勋和他策动的这场复辟运动在此后的北洋时代、国民党统治时代，均作为一场闹剧，并没有多少人认真研究过为什么此时此地出现此事。犹有甚者，张勋及其同僚、介入者、赞助者如康有为等确实行为怪诞、言辞偏执，因而这场复辟运动留下了很多真真假假的“段子”，而缺少严肃的研究。这是很可惜的。一百年过去了，我们应该平心静气检讨这场运动的缘起，应给予合乎历史真实的描述。
辛亥后连续发生帝制复辟，绝不是一个人或几个人的主观盲动，必须从历史大背景大思路寻找理由。一般说来，人类历史上有一个带有规律性的现象，那就是几乎所有急剧性变革可以在短时期导致天翻地覆的变化，但随后也往往不可避免会发生一场或多场纠偏运动。相反，那些貌似缓慢、渐进的变革，短时期显得收效甚微、进展缓慢，但它却往往使人们在不易觉察时发生了真正的变革。当人们一旦醒悟，世界已经全然改观，人们不愿意再回到旧秩序，而且也根本不可能再回到旧秩序，因为社会基础全变了，人们的意识也变了。所以在很大程度上说，历史上真正的变革，还应该温水煮青蛙，温和、舒适，但不可逆。所谓“周虽旧邦，其命维新”，此之谓也。段祺瑞
辛亥之变无疑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剧烈的变革，它不仅以出人意料的速度迅速颠覆了一个三百年的王朝，而且只用了4个月时间就毫不惋惜地抛弃了奉行两千年之久的帝制，实行过去十几年多数中国人不愿实行的共和。国体变更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变革，有史以来包括这一次辛亥，不过就两次。
然而，正像俗语所云，来得快去得也快。在国体变更后第一年，人们还没有感到很多问题。但到了第二年，国会选举还没有正式开始就出了大问题，可能的议会第一大党领袖宋教仁被莫名其妙暗杀，共和新体制由此进入混乱;由国民党人控制的南方数省宣布讨袁起义，袁世凯毫不客气调兵遣将给予严厉镇压。这次冲突很快结束，但袁世凯与国民党人结下的梁子至袁世凯病逝也没有获得消解，甚至可以说直接导致了北洋主导的中华民国1928年结束。
知识人的思考
民国初年的混乱引起了各方面深度关切，试图补救重建秩序的想法从1913年开始就没有停止过。正如长时期在中国观察政治的日本人宗方小太郎所看到的那样：“革命以来新政府所实行的新政新法，不仅不能取悦于人心，混乱的社会秩序依然不能恢复。新的设施尚未见眉目，旧的恶弊仍在困扰着人们。兴一利而百害生，内外施政经营尚不及前清时代。内地各省常常陷入混乱，生灵涂炭。天下人心已厌共和，讴歌前朝者渐多，复辟帝制的时机，似将来临，复辟分子在暗中活动，似乎一股涓涓暗流，在寻找他的归宿。”这是一个比较普遍的看法，以为“民国不如大清”，主要是因为1912年廢黜君主体制太匆忙了，太缺少后续预判了。君主制的废黜不仅赶跑了一个皇帝，而是从根本上动摇了绝大多数中国人的信仰，使中国人特别是知识人一时间无所适从、不知所措，他们既对新世界感到迷茫，又不可避免对传统社会的幽静安逸重生无限眷恋。所谓“遗民”，不是他们守旧，而是新的现实不如旧的让人舒心、放心。只有经历过巨大社会变动的知识人才能在心里深处形成比较，才知道新不如旧的道理。
在传统中国，君主体制远非一种当然现象，而是农业文明背景下中国社会得以协调、稳定与发展的根本条件。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虽然在具体的政治主张上有种种差别，但在承认君主政体的合理性、正当性方面，在期望以君主政体建构一个稳定机制方面，则是相当一致。儒家认为，“天无二日，国无二王，家无二主，尊无二上，示民有君臣之别也”，将君主意志视为国家政治、法律制度的体现和唯一源泉。
即便从秦始皇帝算起，至1912年清帝退位，君主政体在中国存在了两千多年，它对中国社会发展的积极效果、负面效应兼而有之。君主政体之所以得以长期存在，绝非任何人为力量所能左右，而是因为君主政体在本质上合乎中国社会存在的需要，与中国传统社会血缘政治、宗法政治及小农经济相吻合。 (马勇)